昭苏博客

外国古代职业集团、行会与伦敦金匠公会——伦敦鉴定所的里里外外

2012-01-27T00:58:38+08:00

外国古代职业集团、行会与伦敦金匠公会

——伦敦鉴定所的里里外外

（一）外国古代职业集团

职业集团不但是经济组织，它还对古代的政治、司法以及日常的社会和文化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早期的职业集团最初主要服务于帝王显贵和本国本地的公共事业。比如日本的品部制，各品部的部民为朝廷提供各种产品或服务，许多品部成员以其部名为姓，而不像普通农民有名无姓。在印度，从孔雀王朝时期开始，在瓦尔那种姓制下，又发展出了阇提制，不论是出身高贵的婆罗门、刹帝利，还是出身相对低微的吠舍、首陀罗，甚至最底层的贱民，内部都又按所在地区和所从事的工作，划分为了职业世袭、仅限内部通婚的各种阇提种姓，即封闭的地区性职业集团。

在西方，古罗马帝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行业公会。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延续了古罗马晚期的官方性质很强的行会制度，所建立的职业集团称为“公共行会”（6世纪以后有所放松，出现一些私营行会）。官办的成衣、武器等的制造者和私营的面包师、屠夫、金匠、各类商人等都通过行会进行管理。由行会制定的学徒制度及监管与惩罚体系，在对产品质量提供一定保证的同时，也对入行和产品供给进行了垄断。这些在政府管理下的行会通过统一采购、统一分配原材料来控制产量，同时也被政府要求通过限定销售价格来保持生活必需品的物价稳定。行会还有权选举市长，并能参与城市的运行和管理。

中世纪西欧行会也是依托城市建立的。当时欧洲的几乎每块土地都是帝王、教俗贵族、修道院的私有土地。因此对普通农牧民来说，要想有糊口之粮栖身之地就必须依附于作为土地所有人的领主，从而丧失了许多人身自由。但出于领主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考量，工匠商人集中的城市仍然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随着城市居民的增加，市民财力的增强，他们便采取赎买或武力威逼手段从领主处获得特许状，得到一定的自治权、经商权、自由迁移权等，并可以以很低的地租得到住宅和经营用地，以及通过行会定期缴纳一定的款项来代替各种苛捐杂税。

西欧行会虽然以自治为主，官办性较弱，但与拜占庭的行会仍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对加入行会有严格限制，使得大多数人依然只能作为依附于领主的农奴。又如西欧的行会同样负责选举城市长官、市政议会，甚至负责城市武装。西欧中世纪行会的一些制度，至少在名义上一直延续到进现代。到了19世纪晚期，在奴隶和农奴消失殆尽的英国，成为公会成员还是与获得自由人（Freeman）身份相等同，而经人推荐获批准后支付一些费用成为会员的方式则仍然叫做赎买（redemption）。

（二）英国金匠公会的历史、职能及组织结构

在英格兰，行会在城市发展和管理中也曾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位于伦敦的金匠公会（The Goldsmiths’ Company）就是其中地位相对较高的一员，它又称“尊贵金匠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Goldsmiths），是十二大侍服务公会（Twelve Great Livery Companies）之一。

金匠公会大约成立于1300年前后，1327年获得首张王室特许状。它的组成和运作方式与同时代的其他英国行会相近。随着进现代工业发展，行会组织逐渐衰落，18世纪末起英国就开始有行会解散的个案，由于贵金属制品的特殊地位，以及金银器物与通货的特殊关系，伦敦金匠公会一直延续至今。中古时代的原始档案多已损毁，存世资料不够完整和准确，行会衰落后的现当代的状况则不具典型性，因此下文主要介绍近现代（17世纪到20世纪初）的情况，这也是制作和使用金银器最活跃的时期。

第一节已经提到了，当时各行会的普通成员叫做Freeman。中世纪欧洲的手工业工坊其实就是家庭作坊，由一名行东（Master，还有师傅、匠师等译法），若干名帮工、学徒组成，家人通常也协助经营。许多行会还对每个工坊中的帮工和学徒数量进行严格限定，因此作坊的规模通常很小。近现代的英国的工坊已经与中世纪的普遍状况有些差异，相当一部分的作坊是合伙制，由多名地位大体平等的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单一的行东负责。英国金匠工坊中，由朋友、兄弟甚至父子联名合伙的很常见，并从手工作坊向手工工场过渡。19世纪以后，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先后出现，前店后场式的家庭作坊更是日渐式微。

17世纪以后的英国行会相对宽松，成为自由人的途径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在某个成员的工坊里做学徒，学徒期一般是七年，期满合格之后就能从公会获得自由人身份。前面提到过，还有付费赎买的方式。另外，如果出生时父母已经是自由人，可以通过申请直接继承该资格。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公会的自由人都是伦敦市的自由人，这意味着他们有转职的权利。资料表明有不少小有名气的英国银匠最初是在织工、屠夫、面包师等其他公会获得自由人身份的。根据伦敦市其他公会的档案，目前能辨明有成员转职为金匠的已有44家。除了上述来源，还有从其他城市迁移过来的工匠，如果有相关的公函证明也可能被获准进入伦敦的相应公会。

在普通会员之上，就是Livery了，这个级别的成员被称为Liveryman，从字面意义上理解，这是一帮穿公家号衣的家伙。金匠公会的Livery层通常由大约200人组成，从自由人中选出。在17、18世纪，只有这个级别的成员才有选伦敦举市长（Lord Mayor）的资格。

继续往上是一个名为“助理庭”（Court of Assistants）的裁决机构，根据资料1722年该庭由60人组成，随后逐渐减少，1827年起固定有25名成员组成（20世纪以后又有所增加）。从助理庭中再选出四名监察官（Warden）作为公会的负责人。监察官是有顺序的，被称为首、第二、三、四监察官——其中首监（Prime Warden）是行会老大。四个监察官负责任命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除此之外，还有设有执行具体事务的公会委员会。

下面以英国最著名银匠保罗·德拉梅尔（Paul De Lamerie）为例，以便更好的说明金匠公司结构和会员位阶变化的情况。他出生于一个法裔胡格诺家庭，其双亲在太阳王路易十四废除南特赦令后，从法国逃至已从西班牙独立出来的联省共和国（包括现在荷兰中北部的大部分省份），其父随后成为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手下的一名军官。德拉梅尔于1688年4月9日出生于联省共和国北部的斯海尔托亨博斯市。由于英国光荣革命的爆发，1689年随威廉三世入主英国而一同举家迁往伦敦。1703年8月6日15岁的德拉梅尔开始在另一著名胡格诺银匠Pierre Platel手下做学徒。历经9年半于1713年2月4日获得自由人身份，并在次日首次注册了自己的标志。1717年7月18日升入Livery。1731年5月5日选入助理庭。1738年进入公会委员会。1743年当选第四监察官，1746年升任第三监察官，次年再升任第二监察官。可能由于健康原因未能成为首监既离任。1751年8月1日，保罗·德拉梅尔逝于伦敦。

由监察官们负责任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负责鉴定所（Assay Office）事务的鉴定监察，英文叫做“Touch Warden”。这个“Touch”想来应该是来自touchstone（试金石）这个词的。鉴定所的化验师（Assay Master）主要负责对工匠带来的已基本成型，还未抛光、镀金、组装的半成品的纯度检验工作，并在检验合格的部件上打上标记。因为这项工作早期是在公会会馆的大厅中进行的，因此鉴定标记被称为Hallmark（大厅标记）。历史上长期使用有损测试法，比如吹灰法，进行检验，具体方法就不进一步展开了。目前，该鉴定所还负责每年化验伦敦造币局上年制造的金银币的留样。

下面的图片分别展示了目前伦敦鉴定所正使用的直钢戳（straight punch）、用于戒指的鹤颈戳（swan neck punch，直译为“天鹅颈”比较别扭），以及各类各尺寸钢戳的头部（都来自公会网站）：

（三）制作者标志的注册和管理

14世纪中期，假银器曾一度盛行，1368年金银匠们开始被要求必须在作品上打上自己的制作者标记（Maker’s Mark）。19世纪以后，随着合伙制、有限责任制公司，以及不事生产，主要委托他人制作或进口产品，然后进行销售的商业企业的出现，这一标志现在已统称为主办人标记（Sponsor’s Mark）或责任标记（Responsibilty Mark）。

金匠公会负责登记和保管多种档案，比如某个金银匠成为学徒和成为自由人的记录等。其中就包括制作者标记的注册资料。这个注册制度之所以重要，相当程度上是由于金匠公会并不能掌握所有使用贵金属的匠人的情况。因为除了本公会的学徒和自由人外，还有多种其他来源，比如：从其他公会获得自由人身份的转职者；其他交叉行业的工匠（比如钟表和武器工匠也会用到贵金属作为装饰材料）；居住在自由区（Liberty Areas，这些区域中的司法和管理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其中的工匠不需要加入各行会）的金银匠；从亡夫处继承工坊权利并愿意带领雇工和学徒继续经营工坊的寡妇；18世纪中期以后，未获得自由人资格者也可能被允许以自己的名义制作小银器。另外，还有一些外地匠人由于各种原因也需要在伦敦登记他们的标志。

对于银匠标志的形制也是有规定的，一般由字母缩写组成，19世纪中期以前也可适当添加一些小符号（比如皇室银匠会加个小皇冠标记）。通常能通过外边框形状、字体、是否加隔点等对相近的作者标志进行区分。1697年以前的标志上使用的是教名和姓氏的首字母缩写。1697年3月25日，英国尝试重铸货币，纯度更高的不列颠尼亚银（958.4）成为了银制通货的标准，从而也就成为了银器的强制标准。从当年的4月1日起，所有仍活跃的工匠被要求重新进行标志登记，标上的文字内容必须为姓氏的前两个字母（称新标）。由于币改失败，1720年5月31日，958.4被降为可选标准，旧标在925银制品上恢复，出现了双标并存的局面。后来根据1738年议会法案，新标终于在1739年被彻底废止，工匠们再次被要求重新登记标志，其结果是由教名和姓氏的首字母缩写构成的作者标志又一次在所有银器上都能使用了。

标志注册时可以登记一个或多个经营类型（Trades）。比如只做勺子的工匠被标为勺子匠（spoonmaker, spm），只做盘子的被标为盘子工（plateworker，plw），还有表壳匠、吊坠匠、盒子匠、手柄匠、烛台匠、带扣匠、眼镜匠等等等。如果兼做多种小银器则可以登记为smallworker（smw），同样还有主做大件的largerworker（lgw）。如果是全能型的，可以干脆登记为silversmith或者goldsmith。还有少数人被记录为n.s（not specified，未指定）。主要按smallworker和largerworker这两大类分别登记。

接下来说一下具体的登记方式和卷宗保存情况。根据资料记载，17世纪70年代及以前的200多年时间里，鉴定所使用连有羊皮纸条的铅板条进行登记，工匠的戳记（punch）将被砸在铅条上以对标志进行留样，然后在相连的纸上记录工匠的名字等。但这些资料目前已不付存在，一般认为它们毁于著名的伦敦大火（1666年9月2～5日），或其后1681年11月伦敦鉴定所的火灾中。目前金匠工会只存有一张打有1675到1697年之间作者标记的铜板，可惜没有相关的纸质材料留存，无法一一分辨它们分属何人。

1697年4月1日起，即从通货重铸时期开始，改为完全使用纸质材料进行登记，登记表上依次包括工匠姓名、经营类型、地址、标志、登记日期、登记人等主要栏目。工匠的戳记被蘸上特殊的墨水盖在标志栏中，从而留下图案信息。因1773年议会调查的需要，所有资料被提交给了议会。其中较新的两卷资料最终未被还回，它们是1739年5月24日到1758年7月13日的largerworker和1759年5月30日到1773年3月7日的smallworker的记录。这两卷资料目前下落不明，如果当时未被什么人带出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宫的话，估计无法幸免于1834年10月16日的老议会楼大火。顺带提一下，这次议会调查后出台的1773议会法案在历史上也是相当重要的，现存的四大鉴定所中的伯明翰和谢菲尔德鉴定所就是应法案的要求设立的。

下面给出另一著名胡格诺银匠保罗·斯托尔（Paul Storr）的登记表片段：

下图是著名寡妇女银匠贝特曼奶奶（Hester Bateman）的登记资料局部图，由于她只签了很幼稚的首字母H·B而被学界指为文盲：

（上面两图来自参考文献2）

1774年起，在保留纸质登记表的同时，注册金属板再次被引入（应该也是应1773议会法案的要求）。每张板上有横竖交错的线条将其分成若干个单元格，每格左上角有一个编号，每个工坊或公司在每次登记时需要将各种尺寸的标记一一砸入到分配给他的格子的空白处。这种金属板最初采用黄铜板，后来改为质地更软的纯铜板。1774年至今的纸质登记资料和注册金属板均完整保存在金匠公会的档案库中。

下面两图（来自参考文献3）分别为第51号注册金属板，和伯明翰著名的埃尔金盾公司在伦敦鉴定所的标志留样中的一部分（该公司多次改组、迁址或改换标志，因此曾多次重新登记）。

信息化的时代到来了，目前主办者标记可以通过金匠公会网站在线注册，标志也可以在线设计，非常方便。而钢戳则有2种形状13种尺寸可以选择。见下面两图（来自公会网站）：

参考文献：

1) John P. Fallon, The Marks of the London Goldsmiths and Silversmiths Georgian Period (c1697-1873): A Guide, Arco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2

2) Arthur G. Grimwade, London Goldsmiths 1697-1873 Their Marks & Lives (3rd Edition), faber and faber, 1990

3) John Culme, The Directory of Gold & Silversmiths Jewellers & Allied Traders 1838~1914, Antique Collectors’Club, 1987

4) Frederick Bradbury, Bradbury’s Book of Hallmarks, Sheffield Assay Office, 2009

5) TARDY, International Hallmarks on Silver, Collectors Publications, 2000

6) 金志霖：《英国行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7) 沈芝：《行会与市民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8) 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商务印书馆，2006

……

x) 伦敦金匠公会网站：http://www.thegoldsmiths.co.uk

10月21日的佳士得重要银器与金属工艺精品拍卖会实况

2011-10-22T19:00:22+08:00

收到一堆邮件通知，发现拍卖会已经开始了。这种拍卖会是金银器方面较顶级的，为了准确起见一般叫Important Silver and Objects of Vertu或Important Silver and Gold box。其中“Important Silver”是个固定名词，带这个词的拍卖会或展览以下面这些东西为主（虽然总有人能送进各种小玩意儿蒙混一下）：

1、18～19世纪大型精品tableware或centre piece
2、1730年（有时放宽到1750年）以前保存完好的中大型老东西
3、较大的金器，比如金的卷烟盒、烟草盒，甚至金奖杯
4、著名公司的较大较精美现当代银器、动物塑件，主要是美国Tiffany，丹麦GEORG JENSEN和意大利BUCCELLATI（前面的不说，意大利这家在上海南京西路本来有家店，最近蒸发了，这家公司制作的动物银雕塑用细银丝做绒毛相当独特，珠宝和大中型银器也有不俗的设计）
5、有些较大较精美的俄国珐琅银器、中银

这次的大致顺序是金器、现当代银器、18～19世纪大型精品和中大型老东西混在一起了。目前金器部分（1～16）已经完成了，从4千到29万美元不等（貌似含买家手续费），17号标是穿插进来的一套十几件小的法国老半胸银雕，10万美元以上没问题。

（十几分钟后）继续：
29万多美元的这个“金器”是个瑞士的实金珐琅嵌宝动偶小钟（好长的形容词）：

【链接】

另外，有五六个金的snuff box也分别拍出2.5、3.5、6.8万美元，此外的都只有几千美元了。

转过来一看刚才说的那套法国制人像完成了（呵呵，数量正好一打，是12位古罗马皇帝，比如有皇帝之实没皇帝之名的凯撒大帝啦、奥古斯都/屋大维啦、提比里乌斯啦……甚至暴君尼禄，应有尽有啊），其实是宝石脸银雕像，因此紧跟金器之后，结拍价接近16万美元：

【链接】

接下来几十个标的物基本都是20世纪后甚至二战后的现当代银器，略过……

（20来分钟后）邮件不断，看来完成一半多了：
有几件17世纪上半叶（16xx）的欧洲大陆银器拍出了5~7千美元一盎司的高价，几件17世纪中晚期的也有不俗表现，果然跟严老往高吹是没错的。仅给两个链接作为参考：
【链接一】
【链接二】

目前正在Paul Storr的那件重器那儿附近胶着者，搞不好有望超过100万美元。

那先介绍下两件中银的情况：
第一件：251 oz. (7,811 gr.) 结拍价$22,500（includes buyer's premium，包含买家手续费），差一点儿到100美元/盎司，正常价

【链接】

（土老点评：那套竹纹茶具，个头不小，但纹饰简单，盘子要占150盎司以上，盘面无工，除去盘子，那套茶具也真是没什末特色。象这样的大套，小藏家收不起，大藏家看不上，最后的价格闹了个不上不下。要是盘面有錾花鸟龙凤，壶上有捶揲人物，价格会上5万。今年夏天看到的两只ces人物大碗，价格都在$400/oz左右。）

然后是个船，无款，个人觉得搞不好现代工艺品，意思不太大，$4375，不上图了，只给链接吧：
【链接】

这次貌似没有俄国银器。

Paul Storr的那件好像流拍了。

补充：
后面还有一个被称为中银的东西，无款。
23 oz. (737 gr.)，$10,000。可能看这个东西编织起来辛苦，结果就接近500美元一盎司了：

【链接】

（飞天点评：俄国女沙皇 Catherine the Great （1762 - 1796）就佣有很多金銀絲細工艺 filigree 的 CES toilet set。一共有 35 件。包适7个类似的盒子，大型的化妆镜，香水瓶等。目前收藏于圣彼得堡的 State Hermitage Museum. 如此高当的 CES, 这次 Christie's 的盒子拍了 500 美元一盎司是可以理解的。）

（20来分钟后）嗯，欧洲大陆银匠资料分散，不太熟悉，老银器里英国的占大多数，因此挑主要的英国银匠介绍下。本想先挑18世纪的老家伙，发现保尔·德·拉梅尔和Bateman大妈的都还没拍完，那先19世纪的吧。

1、Garrard家。这家最牛的就是ROBERT GARRARD了，可惜这次东西的只能算中档精品。
1817大盘，$8,125，41盎司，200美元/盎司级，细部不错，像一千零一夜：

【链接】

另有一对此人的牛排沙司浇汁器，较素，37盎司底价5千美元是太高了，19、20世纪银器的工艺比银匠名声重要，因此流拍了也是正常的：
【链接】

还有一对蜡烛台，193盎司，起价3万美元，果断流拍：
【链接】

2、Elkington埃尔金盾家，伯明翰地区老大。这家在19世纪初靠电镀技术发家，银器铜器两面开花，海赚一笔，在19世纪中期招揽数名顶级设计师，制作了一批令人瞠目结舌的精品。不过这次的东西也一般，只有20世纪初的东西冒出来混，重量到是不一般。
751 oz. (23,378 gr.)应该无填充，$98,500，大概也就120～130美元/盎司：

【链接】

3、Hancocks公司这次有个奖杯还不错，能算顶级！有镀金更好，而且也到20世纪了，因此被人以底价（4万美元）拿走了。
1909年，254 oz. (7,923 gr.) ，$40,000，值！看细节是罗马复兴风格。

胜利女神，奖杯上常见的：

两个蛇尾巴小人，精致：

很罗马的场景，典故不详：

4、CHARLES FREDERICK HANCOCK 有耳闻，没研究，不知道和上面的有否关系
有对顶级盐碟，1865，龙虾造型，创新，别具一格
45 oz. (1,422 gr.) $31,250，接近700美元/盎司了！

【链接】

另一件盖杯也不错，不高嘛，呵呵：
1867年，101 oz. (3,151 gr.)，$11,875

【链接】

发帖不快，又半个钟头了，拍卖即将结束。
反正也晚了，我再继续会儿，还是19世纪。

5、JSH - JOHN SAMUEL HUNT，和Robert Garrard、Frederick Elkington同级别，这次的东西还凑合。
1843，35厘米高Jug一对，虽然银部件不多但这类东西一直卖得不错。估价1～1.5万，卖到了$27,500（当然含手续费了）

【链接】

6、Fox福克斯家，这次是来打酱油的，派了一员猛匠，卖了一些普品，略……
CHARLES FOX, LONDON, 1810，$1,750
【链接】

7、EMANUEL & EMANUEL
一对高脚摆盘， 95 oz. (2,959 gr.) 含玻璃，1861年，$27,500

【链接】

8、BENJAMIN SMITH（及James Smith）这次阵容不凡
重拳出击，1829年分层饰盘！！！典型的（复兴）洛可可，狮子头、狮子腿。
285 oz. (8,876 gr.) 含玻璃，$92,500，去掉玻璃重量，估计500美元一盎司级别了。

【链接】

一对冰酒器，也是顶级的，复兴洛可可，羊首耳，贵族家徽。
1811，年份早，跟Paul Storr的晚期重叠，272 oz. (8,488 gr.) ，$128,500，近似13万美元，650美元/盎司

【链接】

还有些这家的小东西：
【一】
【二】

另外，还有一些19世纪的著名银匠或公司，比如阿司普雷、Liberty & Co等，但他们主要是做小银器的，因此一般无缘此类拍卖会。

19世纪的就到这儿吧，我们最后选三位18世纪的英国大牛谈谈。
这三个人的东西不管多普通都能卖高价……

1、PAUL DE LAMERIE 保尔·德·拉美尔
从他的法文名字看可以判断是胡格诺银匠，父母一代由于太阳王路易十四废除了旨在保护新教徒的南特赦令使得能工巧匠集中的新教胡格诺派信徒纷纷出逃，其父母逃至低地国家（荷兰）后迁往英国。他是洛可可时期代表银匠，曾服务于葡萄牙国王多年，后返英（葡萄牙可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想来他也呆不了一辈子），也给英国王室做东西。由于大部分精品都被博物馆和大藏家收着，这次只是普品凑数。
巧克力壶，典型洛可可风格，1744年，29 oz. (907 gr.)，$35,000（1000美元一盎司轻松超过啊，没办法，哥就是个传说啊）

【链接】

2、Paul Storr
此人也是法国胡格诺后裔，跨越18世纪末～19世纪初，复兴洛可可时期代表。
这次有件奇绝罕见重器，似乎还被用作了此次拍卖会图录的封面，可惜底价估计就得有五六十万美元，结果流拍了，估计是华尔街的富人们最近暂时不敢妄动露富，怕被打破头，玩笑话。
103厘米中央饰件大型多岔支角蜡烛台，19世纪初，867 oz. (24,579 gr.) ，是的24.5公斤实心无填充鎏金白银！

【链接】

Paul Storr的东西这次相当多，流拍的也还有几件，拍出的大东西在160～660美元/盎司之间。最后那件3盎司的小东西拍了$4750，不光是因为名声，也是因为那是件稀有器型，小银器本身就容易大幅背离银价，有些骨灰级玩家专门玩这种怪东西。

拍出：
1812冰酒器一对，233 oz. (4,263 gr.)，$116,500，500美元/盎司：

【链接】

某带盖大汤盆 267 盎司，17.65万，660美元/盎司【链接】

剩下就是没啥看头的了：
【一】
【二】
【三】
【四】
【五】

流拍：
这个1813年107盎司的烧水壶也流拍了：

【链接】
还有这件也是：
【链接】

3、HESTER BATEMAN
Bateman奶奶也有人介绍过，17世纪著名女银匠，老公死了之后继续撑起家业一直工作到80多岁，受其精神感动，东西普通但粉丝不少。
她的前两件是小银器，一共没有多少克，能超过2000美元/盎司，但总价不高，后一件面包篮则在200美元/盎司级上，只给出链接：
【一】
【二】
【三】

最后列出几件作者我不熟或名气不大，但东西还是相当棒的物品：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 ... intObjectID=5486660】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 ... intObjectID=5486673】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 ... intObjectID=5486635】

这两件稍逊一两筹，就不给图了：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 ... intObjectID=5486625】
【http://www.christies.com/LotFind ... intObjectID=5486626】

（土老总结：背景介绍，图文并茂，人物花鸟，杯碟大套，名人“两泡”，价格难料。）

【完】

仁即正义：义与理性的分类与准绳（狂想录·总论五）

2011-10-08T22:53:11+08:00

仁即正义：义与理性的分类与准绳

“义”是群体利益的历史表现。由于历史决定了人们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因而也决定了一个群体（指国家、民族之类）的存在方式，因此这里的利益并不全是这个群体可以直接得到的真金白银。宗教、民族感情、理念这些历史遗物对某个群体的“大义”的内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义”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来源于人的理性的。

当一个群体的决策者（或者统治集团）在做出一些重要决定，特别是与本系列的主题——战争有关的决定时，有三个因素会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1）这一决定与领导者们，以及整个群体中与他们有密切关系对他们有较大影响力的部分人的利益或“政治利益”（参见附二）是相符还是相悖；

2）是否有办法使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对决定表示接受——对越民主的群体这点越重要，极力宣传该决定对整个群体大多数人有利的一面，或借助宗教等文化理念进行煽动是提高支持率的重要手段；

3）决策者的理性。

那么理性又是什么？纵观“理性”这个词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它有两种区别明显的主流含义。一种理性用于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这是真正的理性。而另一种理性则用于判断行为是否对自身（在可预见的中短期内）更有利。后一种理性是基于数值计算的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

举例而言，一家工厂如果直接将污水排放到自然水系中，年利润一百万左右，如果对污水进行处理要一次投入两三百万购置设备，每年还要额外花费几十万。在没有严格的法规，或者有法规但不存在严格有效的外部监督的情况下，那么这家工厂的决策者就可以自主决定。他们可以以正义的富有良心的理性来做出处理污水的决定，也可以根据基于对眼前利益的计算的工具理性做出直接拍污的决定。

很可惜，随着“理性”这个词的发展，后者逐渐成为了主导，许多国家——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主要是依靠后一种理性来进行决策的，还将这种理性美其名曰“国家理性”(reason of state)！其结果是在现代化发端至今的数百年历史上，科技较发达、政治较民主的“文明”国家每每做出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而他们口里心中的野蛮人正是被掠夺、欺凌与屠戮的对象。至此“义”不再来源于正义而来源于利益的计算——而这种利益通常还是短视的，正义则沦为借口和宣传资料。

那么到底何为正义？普世的正义显然是不存在的，但是判断是否正义的标准并非完全没有，一字以蔽之，“仁”也。“仁”在中文里的内涵外延都给人模糊不清的印象，但就其实质，自认为可以借用经济学中帕累托有效的概念来比拟。所谓“帕累托有效”是指做一件事其结果使一些人处境变好的同时没人因此处境变坏。对于“仁”而言，上面这句话中的“人”应该是人的全体，而不仅仅是本群体内的人，甚至本群体内的部分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决策使群体中的某些人得到好处的同时，如果危害到le群体内的另一些人、群体外的某些人，甚至未来的人的正当利益收到了损害，这便是非仁不义的，是不公平的，是野蛮而非文明的。而且这种对群体中某些人或群体外某些人或人类未来有害的活动一经积累，必然会导致内部的社会矛盾激化，或外国外族人的报复袭击，或对后代和人类自身的危害。

当然，“帕累托有效”的理想主义状况很难达到，很多决策必然要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对于合法合理的利益遭受损害的情况，应当给出合适的补偿。但是这并不容易，表面上看是个技术问题，只要有个中立机构经过严格的计量和论证来确定每个受影响的人的直接、间接损失，甚至对未来机会的损失就能得出补偿数据。但实际上损失是无法通过计算来准确界定的。比如某国某地的政府要将某幢旧楼拆去建绿化，这幢楼下有个自有产权的店铺，这个行为会为店铺所有者在未来带来多少损失呢？未来什么都可能发生，不管你用现在的营业额，过去三年的平均净利润，去年的利润乘以近几年增长率的平均值，还是其他的什么来估计都不会是准确的，甚至很难说哪个更合理。此外，除了经济利益上的影响之外，有些活动会造成一些人心理上、感情上、精神上的损失，这些更加没法测算。更有一些补偿的合理性在双方之间存在严重的争议。可以说补偿的难点总是在于确定哪些利益是合法合理的及其数量多少上。

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无论如何“仁”依然应当作为“公平与正义”的核心实质，是真正的义和真正的理性的标准。目前现实中来源于历史和习俗的“义”，受到功利主义的工具理性、国家理性的影响和绑缚，自然只能得出“仁可以兼义而义不可义兼仁”（冯友兰）的结果，这也是许多名义上的“义”举不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本质原因。原儒所倡导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正是对真正的义和符合这种义的真正的理性的呼声。兼顾各方合理利益、兼顾现在和未来的“仁”才是引导人类迈向和平时代的唯一途径。煌罗万象的大宇宙所给人类带来的即无穷无尽又总显稀缺的资源，以及由这些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和利益，对于它们的分配问题，应该是一种科学化的技术问题，并带有人性的关怀，但却成为了引致入侵与报复的链锁循环的最主要原因。

（“人类迈向和平的唯一途径”狂想录·总论完）

战争的目的（狂想录附2）<稿>

2011-09-15T22:49:58+08:00

“人类迈向和平的唯一途径”狂想录

附2：战争的目的

战争大体是政治活动的一种，而且就历史来看是最主要最引人注目的一种政治活动。因而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是基于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发动的，这种利益往往不是直接的经济利益，而是间接的，预期性的，因此我将其笼而统之的称为“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到底是什么呢，总体来说，就是设法维持政权，增强统治力，扩大统治范围，通过这些可以使统治集团及其支持者在今后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名声。

其中“维持政权”比较好理解。有些战争是在统治集团的政权不稳固的时期发动的，其主要目的是制造外部压力，创造共同的敌人以便转移国内矛盾，或者是做出对外部强权势力的反抗以平抑内部的不满情绪。阿根廷率先挑起的马岛战争和慈禧支持义和团去进攻使馆区，都属于这一类。

“增强统治力”与维持政权也差不多，通常是在统治地位较稳固，甚至多是在刚刚稳固的时期发动的。目的主要在于一雪前耻、彰显国威一类，也有的是为了控制某种关键资源以获得国民的更多支持。

而“扩大统治范围”在封建或更早的时代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目的，国王、领主们通过吞并别的国家或别人的领地，并由此可以在以后获得税收在内的许多利益，这使得历史上的骑士、武士阶层长期乐此不疲的反复发起战争。

除了对个人私欲的预期之外，统治者发动战争偶尔也受到义的影响。比如拜占庭帝国的一些统治者一直力图恢复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土，恢复大罗马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不只是利益两个字就能涵盖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自称罗马皇帝的家伙们自然而然试图去追寻的大义。

但是，一般看来发动战争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主要是为了政治利益——即对个人私利的预期。但同样投身于战场的，支持甚至参与发动战争的百姓们，相当程度上是受“义”的蛊惑。

无论如何，一将功成功成万骨枯。所发起的战争如为利，则利不足以抵命，无命则何谈利，得利者何人顾及死者？所发起战争如为义，如圣战，则定为义所诓骗……

“九·一一”十年祭

2011-09-11T23:07:23+08:00

我还记得在九幺幺事件的第二天，我曾在高中历史课堂上说，这是“被文明人视为野蛮的所谓野蛮国家”向被“野蛮人视为野蛮的所谓文明国家”的反击。虽然有些拗口，但似乎没错。十年多来世界依然如此，各种国家带着他们各自特有的野蛮方式任由甚至支持国内外的各种野蛮分子横行于世，直到对己不利的事情发生。

亨利·亚当斯曾经说过：“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煽动仇恨的组织。”应该还可以再加一句：民主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劫掠世界的组织（而非民主的政治，甚至要劫掠它自己）。

不管怎么说，2011年9月11日对于我是个值得庆贺的日子——我有五万定期存款今儿到期了，又可以继续挥霍了，世界神马的，未来神马的，随它去！

午醉醒来愁未醒

2011-09-10T12:04:21+08:00

有人在温暖的阳光下含笑，必有人在寒冷的阴影中蜷缩，这是平衡。

站在心灵的废墟上，可追忆属于自己的时光。

无怨无悔，无求亦无所求，便可相忘乎江湖。

百千万年之后均化为浮世之尘土，自无法分开了。

默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九十九遍。

谢绝评论。

[创业谈·之二]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什么？

2011-09-08T18:05:52+08:00

创业不是渴求暴富者的法门，是那些不愿“以心为形役”的“专家”的选择。创业是要放弃每日不得不应付各种擅长或不擅长的事务，而在自己最熟悉、深感兴趣且有特长的点上进行最大施展。创业是要放弃为了吃饭而上班的令人厌倦的生活，而在自己所爱的地方投入近乎一切时间和精力的施展。不是某方面的专家和mania，就不要去尝试。

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东西不是已经有这家在做，那家在做，没有技术难题，我们也可以做。这是不会成功的。

那些成功者，他们了解市面上同类产品或者其同行的服务的各种细微缺陷，了解什么样的新东西/功能是用户真心需要的，什么东西是给用来给人添麻烦的。他们在这里混迹多年，是这个可能细小的不能再细小的领域内的真正的专家，他们以他们固有的偏执将产品或服务的某一个或多个特点发挥到极致。

你必须要了解用户最重要的关切，回应他们并彻底地满足他们——“核心竞争力”没有听上去那样高科技，很简单，也很困难。

半吊子和三脚猫们是创业游戏里惯常的牺牲品，常见的简直就像是一堆NPC。首先创业者必须是某个领域内的专家，idea、团队和资金是第二位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不要看市场上什么东西最热就去追什么。你必须真心对它感兴趣，才能有深入而特别的理解。我对消费电子产品一向没有兴趣，不管iPhone再怎么红，我也不会考虑相关的市场和相关的应用。许多人跟风而上，却成批败退下来了，各个摇着头说他们错估了形势，其实他们错估的是他们自己。不在与市场有多热，而在于心有多热。

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了解自己，发掘并努力提高自己的长处，才会有起点，然后才能跨过起点，Good Luck！

烩语三则

2011-09-07T23:47:11+08:00

一则、

被女生讨厌的三大理由，依次是：

1、懦弱

2、内向

3、老实

或许还要加上表程度的形容词一串。

就是如此，我很容易被看透。

但是懦弱、内向又老实的人通常善良且富有同情心？呃，好愚蠢的问题。

可见武大郎死得不冤。

二则、

今天见到yv姐了。

在京城，小陈老师略提及过iv姐的过往经历，询问之下，得知他是网上搜来的。

我不喜欢人肉别人，也不想知道别人的历史，可能是禁不住好奇，也可能是最近太空了（好像少了个“虚”字？），便也搜了下。怎奈国人太多，再冷门的名姓也不免有重，结果徒增混乱。

管它呢，人到了三十岁的份上，回回首，难免看不到几道伤口，彼此彼此。

收到yv姐送的俄国伏特加。借酒消愁，我也只能喝4度的预调酒或者生啤，40度的只有老妈消受得起。有空自己调鸡尾酒吧，要不要向小陈老师借那个巨大无朋我可以叫爷爷的调酒器？

三则、

土老师曾说我不叫nutshell，其实叫nuts hell，一语中的。

the nuts @ Sep 7, 2011

[诗]无题（之三·一汪丽水荡金波）

2011-08-30T13:21:37+08:00

只见得，

一汪丽水荡金波。

即便这，

实为龙潭不可测。

人已陶然，

心亦婆娑。

人都说，

是水总向低处去。

可它却，

化作轻云天际泊。

清珠漫落，

尽灭烈火。

有道是，

精诚之志可把金石破。

怎奈何，

碧水潺潺绕着金石过，

留得斯人徒错愕。

岁月空磨，

我自磋砣。

谁知晓，

流水桃花不过海市烟阁？

孰堪得，

爱憎因缘幻化红尘一抹？

去往何处可解脱？

地狱阎罗？

波罗蜜多？

（自跋：旅京畿、关外二十余日，揽湖海山河，观殿庙亭阁。其间游历，访友，读史，诵经，看似逍遥，其中苦闷不足外人道。及至南归，再作无题，以待追忆。2011年8月30日于国都永定门外）

注：烈火云云可参见无题之二，彼岸云云可参见无题之一。

“一国两制”源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

2011-07-10T21:45:58+08:00

发现许多学者有两种武断的思想倾向。其一是找到一些历史上的名人的话语，不管其实际作用如何，都一定要设法将其与后来的思想风气的改变相联系，认为两者有因果关系。其二是总设法将某些现象与特定国家和民族的某些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夸大其地域特殊性，强行解释为某个民族传统。

对于前者，《评“宪政超验之维”》一文中已有举例。对于后者，前两年曾看到强世功先生在2007年到2008年初的《读书》上发表了一系列《湘江边上的思考》，其中有一篇将内地与港澳的“一国两制”思想解释为来源于中国古代边疆治理思想，或者至少中国古代边疆治理的策略对该思想有重要影响。当时我就觉得此观点过于牵强，只能作为一种猜测，而不能算之为观点。

我当时曾经做了一个表格，从人口占母国总人口的比重、与母国人的语言差异、经济占母国生产总值的比重、是否遵守母国宪法和法律、是否向母国纳税、是否有独立于母国的海关等等，对中国香港、英国王室领地（马恩岛及海峡群岛）、波多黎各（美属）等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到它们大多有超然于母国的自治的政府，其民众不需遵守母国宪法的主要条文，甚至有独立行事的海关。可见，一国两制属于政治运作上常见的那种对具特殊历史和文化形态的地区的妥协和让步，是任何明智而有远见的政治家的正常判断。在无法从行政方式上将某块新获得主权的领土与其他领土立即同一化的情况下，给予这种特殊自治权是非常正常不过的，毕竟文化差异只有时间才能抚平。

实际上，“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人率先发明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类似案例。1809年芬兰被沙俄占领后，沙俄就处于一国两制的局面：在俄国本土仍实行封建农奴制，在芬兰却实行君主立宪制，沙皇兼任芬兰大公并在芬兰驻军。芬兰的所有边境口岸和海关均保留，与俄国本土的过往贸易仍照常收税。除了20世纪初的少数几年外，芬兰议会保留了大多数立法权限，俄国的大多数法令、标准都不在芬兰实行。如果忽略政治制度形态上的不同，那么这跟奥斯曼人管理埃及的方式和查士丁尼时期的东罗马帝国对以迦太基为中心的马格里布领土的管理方式也差不太多。

如果翻开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它们都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拥有各种“藩属”性质的领土、领地、海外属土。这些地区与母国的政治关系有疏有密，自治权有大有小，有的仅仅只是名义上的隶属，有的则较大程度上受母国控制。其中不少在法理上具有模糊性，使其母国并不完全符合现代主权国家的定义，因而很多情况下，“国”仍旧意味着“Country”而不是“State”，中国不是唯一的例子。

因此英国一些法学家才认为没有成文宪法并不是什么问题，成文的宪法只是真正的“宪法”的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宪法”并不只是议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前通过的宪法文本本身，而实际一直都是由各种成文的、不成文的、国内的、国际的法令、法规和条约中的有关条款动态组成的。

2011年6月25日晚起稿于无锡锡山
2011年7月10日晚整理于上海